在谈责任前，先应关注个人的权利

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这一句出自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，初由麦孟华在1900年提出，后来被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广泛引用而成为名言。但顾炎武的本意与现代的一些理解存在差异。他在书中将“亡国”和“亡天下”进行分别讨论，表示一个王朝的灭亡与社会的崩溃是不同的概念。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责任应在君主和权臣之间，而普通平民并不应首先承担这一责任。

在明末时期，生活在饥荒中的百姓与统治者的责任相隔甚远。真正需要守护的是“天下”，即民众的生活、安全和基本秩序。到了晚清，维新派重新审视了这一思想，梁启超指出国家是人民的公有财产，因此强调国民责任的同时，也呼吁关注国民的权利。因为如果民众长期没有权力，自然很难对国家感到责任。

鸦片战争期间，民众对战争的冷漠令维新派感到困惑，既然平日没有参与政治，何以在国家危难时刻要求他们自觉承担责任？这就像一家公司日常压榨员工，却在关键时刻希望大家以公司利益为重。晚清的维新派在讲求国民义务的同时，也极力呼吁国民的权利。然而，如今却有些人仅强调“匹夫有责”，当涉及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和生存状态时，却显得沉默。 球友会

对于外卖骑手的猝死、劳动者的拖欠薪资等问题，鲜有人高喊责任之声。相反，当需要个人奉献时，国家与集体的重要性便被提及。而顾炎武曾强调“合天下之私，以成天下之公”，这意味着治理社会应承认个人利益，不能单靠道德号召去要求牺牲。他主张的“公”并非摧毁个体的利益，而是要在无数个体利益得到保障之后，真正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。

时至今日，顾炎武的思想显得愈发现代。如果一个社会只要求个体承担责任，而忽视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利，那么所谓的“匹夫有责”最终可能沦为对普通人无条件牺牲的道德号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