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津石墙院与他的五只旧碗

1942年五月的江津连着下了好几场雨，鹤山坪的石墙院立在山冈上，周围是田地，雨天路泥泞难行。院里住着一位六十三岁的老人，满头白发，瘦削得像被风吹过似的，身上那件褪色的灰布长衫破了补了，袖口磨出毛边，整个人看起来颇为凄清。

他这阵子吃不下东西，胃里像塞了团棉花，一吃就吐。高血压是老毛病，早年在南京服刑时便留下了根儿，这几年愈发严重。妻子潘兰珍去摘了些蚕豆花给他泡水降血压，花有的发霉但她只想把坏的挑掉，老人却说泡一泡就行。那天又有朋友来访，午饭多吃了几口炒四季豆，夜里便开始剧烈呕吐，额头冷汗，呼吸浅而急。

深夜的山路翻不出城，潘兰珍只能烧热水替他敷额头，第二日他勉强坐到书桌前，案上摊着一摞写了将近四年的稿纸。他颤抖着继续在稿页上写字，写到了一个“抛”字，笔尖停住，墨砚干了，笔就放在砚台上再未拿起。那是他为儿童识字本写到的最后一个字。 球友会

潘兰珍把稿纸收好，用一块旧蓝布包好，塞进床底那只跟随他们颠沛流离的藤条箱。那只箱子从南京到武汉，从武汉到重庆，又到了江津，边角磨破，藤条有的支棱出来。箱里除了几件补过的衣物、一双将穿透的布鞋、几封朋友来信外，还有一个包得严实的布包——打开便是五只碗。

五只古瓷碗大小各异，釉色不同：一只天青，面上有细碎的冰裂；一只青花山水，笔墨淡得像隔着雾看见的景致；还有一只深色酱釉，碗口曾磕破，补漆处留了细细的金线。它们并非贵重器物，而是他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逐渐凑成的几只碗——囚室中结识的狱友或家属从外头带进来，知道他喜欢古瓷便给了他。

1932年深夜被捕时，他正伏案写字，门一开几支枪口指在胸口。从上海押到南京，在老虎桥狱中度过了五年。牢房紧闭，放风有限，他却把牢屋当作书房，日复一日读书写字，与狱中几位同伴论学论事，把所住的角落收拾得一尘不染。那些年里，几只碗陪着他吃饭、陪着他度日。 球友会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政治犯陆续获释。1937年八月，他离开监狱时，手里拎着的包裹里没有黄金珠宝，只有几本书和这五只碗。来接他的是长子陈松年与妻子潘兰珍。那几只碗，成了他流离岁月里少有的陪伴与见证。